福爾摩沙 1624
第一章 台北（台北） ｜ 2052
裂縫
凌晨一點二十五分，胡予安第三次讀到「失聯」這兩個字的時候，咖啡機嗶了一聲。
他沒有動。
研究室的冷氣一年四季都開著，即便是寒流，這個樓層永遠維持在攝氏二十三度——委員會的說法是為了保護文獻；胡予安沒有多想，只是安靜的研究室與冷氣的轟隆作響成了很強烈的對比。也許這更多是避免老是收到研究員的客訴。兩件事並不衝突。委員會很擅長讓兩件事同時成立。
失聯地點：台南市安平區。 時間窗口：二十七秒。 代號「忠孝」。成員四名。 備註：本次為第二次進場，參照代號「仁愛」任務記錄。
這是第二支隊伍。
第一支「仁愛」，三個月前進去，兩個回來了。 回來的兩個人一切正常——能走路，能說話，交得出完整的任務報告。 問題是，那份報告沒有人看得懂。
不是文字的問題。是裡面夾雜的東西： 他們在描述所見所聞的時候，自然而然地用上了那個時代聽來的語彙——荷語的地名、西拉雅語的稱謂、一種不像閩南語也不像客語但兩者都有影子的漢語發音——夾進現代漢語裡，像沙粒混進水裡，讓整句話變得難以理解。
他們自己渾然不覺。對他們來說，那些字就是最精確的描述。
委員會把口頭報告的錄音送給胡予安，請他解碼。 他聽了一整個下午，寫了七頁分析，最後一頁的結論是：
他們說的都是真的。只是那些字，屬於四百年前的安平。
「忠孝」帶著這個結論進去。 四個人，一個也沒有回來。
陳凱文、林書瑤、黃柏嘉、方靖維。 「再也沒有人會抱怨空調溫度了吧。」胡予安這麼樣地想著。
報告用的是委員會的標準格式——黑字白底，字體十號，行距精確，連殉職都被排版得一絲不苟。這種格式，胡予安在職業生涯裡見過太多次。每次看到它，都有一種奇異的感覺：國家從來就擅長把不該被遺忘的事，整理得乾乾淨淨。
他站起來，終於去拿那杯咖啡，走到窗邊。
台北的夜在玻璃後面安靜地亮著。101的燈已經熄了，但信義區還沒睡，霓虹燈的倒影在他的眼鏡框上輕輕晃動。他啜了一口手中的咖啡，涼了。
安平。
他在心裡把這個地名翻了幾面，然後從口袋裡摸出一支筆，在左手手心上寫了幾個字。
這是他的習慣。需要真正想清楚的事情，他不寫在紙上，寫在手上。手會出汗，字會消失，逼著他把東西刻進腦子裡，而不是依賴記錄。
他寫的是：一鯤鯓。台江內海。大員。
那一年這裡甚至還不叫安平，是台江內海外圍的一道沙洲，窄長，低矮，潮漲就淹，潮退才現。荷蘭人1604年停在澎湖，想打通對明朝的貿易，被驅逐了——澎湖是明政府的汛地，不是市場。他們南繞，繞到這條沙洲。明廷的地圖邊緣，管轄曖昧，剛好是他們需要的灰色地帶。
讓他們真正留下來的，不是地理，是錢。
日本武士要鹿皮，台灣西南平原的水鹿千百成群；日本要中國的絲綢瓷器，中國要日本的白銀。荷蘭人站在中間，腳下是沙洲，手上是帳本。而真正操盤這條迴路的，是說漳州話、泉州話、也說日語的海商——在明廷眼裡是海盜，在長崎港口是貿易商，在鯤鯓是荷蘭人的供應商。什麼語言賺錢，就說什麼語言。
胡予安低頭看了一眼手心。 墨水已經暈開，字跡模糊，只剩筆畫的輪廓。
他想起「仁愛」回來的那兩個人，報告裡夾著他辨認了一個下午才剝開的語層：荷蘭語的地名，西拉雅語的稱謂，還有一種介於閩南語和客語之間、只在明代文獻裡殘留的漢語音。
三個語層。疊在同一個人的口腔裡。 他們自己不知道。
他把手攥了一下，那幾個字就消失了。
「忠孝」帶去的定位器，標示的是2052年的安平座標。 沒有人想到，那組數字在1624年，落在台江內海的正中央—— 不是沙洲，不是海岸，是海。
他們進去的瞬間，大概以為自己站在地上。 胡予安不確定那十四秒裡發生了什麼，但他有一個猜測。
他不說出來。說出來，就像是在怪他們。
他回到桌前，繞過那疊壓著半本荷葡辭典的田野筆記，打開電腦。
遺留記錄只有一個檔案：
ZHONGXIAO_final_3.2s.wav
他盯著那個檔名看了很長一段時間。
換作別人，大概早就按下去了。 胡予安又等了一下，像是在給自己一個後悔的機會，然後才按了播放。
風聲。水聲。 遠處有什麼，一時辨認不出。
三點二秒。
然後是一個聲音——人的聲音，一個字，或者半句話， 在某個邊緣出現， 又被什麼截斷了——
胡予安的手指停在空白鍵上。
他關掉了檔案。
他在椅子裡坐了很久，沒有動。
台北繼續亮著。報告的最後一頁翻開在桌上，有一個欄位，他前兩次讀這份文件的時候，都刻意跳過了。
下一指派：代號「信義」。 研究員：胡予安。 預計進入時間：72小時後。
他把報告蓋上，沒有立刻站起來。
窗外，台北夜裡透著街燈。他坐在那裡，讓那個決定在腦子裡再過一遍——不是猶豫，是習慣。他從來不在第一個念頭上行動。
他想起「仁愛」回來的那兩個人。 想起那段錄音。 想起他寫的那個結論。
然後他拿起咖啡，喝了最後一口，雖然已經涼透了。
「好。」
就說了這一個字，然後站起來，去拿外套。
窗外，台北的夜燈還沒熄，遠方的日光已微微亮。
第二章 一鯤鯓（台南） ｜ 1624
潮
模擬時，進場的前三十秒，胡予安不打算做任何決定，只是接收。
第一個感覺不是視覺，是味道。
鹹的。但不是他認識的那種海味——不是防波堤的氣味，不是觀光港口的氣味，是更原始的什麼味道，腐爛的氣味與海水的氣味交織在一起，再抹上一股沉甸甸的動物氣味——是皮革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是還沒鞣製完的獸皮。
然後是熱。 安平的烈日，直直照下來，沒有任何遮蔽。
「台南的太陽真的是不分年代的熾熱啊。」胡予安站在原地，沒有動。
腳下是沙，不是水。
他在腦子裡又記上一筆：座標修正有效。
閉眼、深呼吸。胡予安仔細的聆聽。
海浪沖刷海岸沙沙作響，溫暖而舒服。聽得見不遠處傳來稀疏的對話聲，與更遠的地方傳來風帆的聲音，雖然陽光熾熱，但是海風包覆著皮膚，帶來一陣陣的涼快。
胡予安睜開眼睛，低頭看了一眼自己。
棉麻的深色短褂，舊舊的且寬鬆，足以讓海風灌進衣袖，袖口有幾道褪色的痕跡，是他在出發前兩天特意用漂白水浸泡過的。長褲束在腰上，用一條細麻繩綁著。赤腳下是沙，沒有鞋——他在出發前最後一刻決定拿掉的，在文獻裡裡反覆確認過：沙洲上少數人穿著草鞋、赤腳的人比穿鞋的多，但穿鞋反而顯眼。髮髻紮好，拎著素色布袱，沒有任何鮮豔的顏色、也沒有什麼裝飾。
一件太新的衣服，在那個時代比一句說錯的話更危險。
胡予安轉身看向四周，周遭沒有任何建築的遮蔽，只有零星的樹、聚落、與船。
沙洲比他想像的窄。
往左是外海，不是藍，是一種灰綠的深色，浪不大，但有持續的拍打聲。往右是台江內海，安靜，水色更深，幾艘帆船停在裡邊。
他掃了一圈，先尋找人的身影。
最靠近的，是一群正在搬竹子的人，像是奴隸。一捆一捆，粗的那種，兩個人抬著走，走到一半放下，喘氣，再扛。他們的衣服更舊，他們上半身是空的，膚色黝黑，面孔深邃，不是歐洲人、也不是漢人，更像是東南亞族群的面孔。胡予安聽了一下——他們彼此之間不說話，更多是支支吾吾的低語與肢體語言。
竹子旁邊，堆著一批磚塊。尺寸不一，有些邊角磕損，像是從別的地方拆下來再搬過來的，不是在這裡燒的。胡予安認出那種磚的顏色，帶著窯燒的灰白，不像是台灣的土。
再往旁邊，持槍站著的高大歐洲面孔，應該是荷蘭人。五六個人，分散四角，眼神看的不是建築，而是直挺挺的盯著奴隸。其中一位荷蘭人看了過來。
他讓自己的眼神懶一點，避開了荷蘭人的視線。
距離他不到二十步，幾個棚架底下堆著捆起來的東西，高過成人肩膀。
那個氣味他先聞到，才看到形狀：鹿皮。
棚架旁邊有幾個漢人男子說話，聲音壓低，漳州腔，說話快，像每個字都需要省。他站在原地，讓自己像一個剛從船上下來、還沒找到方向的人。
這種狀態，他練過。他的老師說，最危險的不是語言錯誤，是眼神。眼神會洩底。
他讓自己的眼神懶一點，讓自己看起來像是迷路。
然後耳朵開始工作。
聽起來像是閩南語，聽起來跟自己習慣的「臺語」不太一樣。另一種語言插了進來——帶著鼻音和特定聲調，他在腦子裡翻了一下，才找到位置：
日語。
說的是一個數字，還有一個他聽不懂的名詞。
更遠處有人在說荷蘭語，胡予安只抓到幾個字：lading（貨物）、gewicht（重量）、morgen（明天）。
另一個方向，一個女人的聲音，聲調平穩，輔音結構完全不同——西拉雅語，他只在「仁愛」的口頭報告裡聽過，認得出那個聲紋，但聽不懂在說什麼。
四種語言，同時存在，在他的耳朵裡各自流著。
他想起「仁愛」回來的那兩個人，想起他剝了一個下午的語層。
他現在站在那個語層的原產地。
然後他看到了那個人。
不是因為那個人做了什麼特別的事。是因為他走過的時候，周圍的身體語言改變了——幅度很小，但胡予安在看，所以注意到了：棚架旁的漢商不自覺挺直了背，說話聲音放輕了一點；持刀站著的荷蘭人，眼神跟著他移動，但沒有下意識握刀。
是放鬆，不是戒備。
一個年輕人，二十歲上下，穿著漢商的衣物，布料比其他人的好一點，但不到炫耀的程度——是那種知道自己不需要炫耀的人才有的好。走路不是商人的小步，也不是士兵的大步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步調，隨時可以停、隨時可以走。
他的臉，胡予安找不到更精確的描述，只能說：讓人想多看一眼。不是因為長得奇異，而是因為某種讓整個場域稍微往他那裡傾斜的質地。
他走向那幾個漢商，開口說漳州腔，底下帶著一點日語的底音。說了幾句，轉身，走向一個荷蘭軍官，換成荷蘭語——流利，帶著一種胡予安沒在書面文獻裡見過的腔調，是在船上學的，不是在學堂裡學的。
那個軍官聽完，點頭。
年輕人在原地停了一秒，眼神掃了一下工地——不是巡視的那種掃，是計算的那種掃——然後才走開。
胡予安把目光移回鹿皮。
他不確定那個人是誰。 但那種腳步、那種掃視、那種在三種語言之間切換卻不需要停頓的方式—— 他記住了。
他在沙洲上站了大約一個時辰，沒有說話。
不是沒有機會——是還沒找到合適的機會。
一個荷蘭士兵往他方向瞥了一眼，他把視線移到沙地上，放慢腳步，換了個方向。一個說著像閩南話的年輕商人繞過來，他側身讓路，低頭像是在看自己的腳。
他在等一種特定的人：年紀大、說話慢、講著閩南語。
又等了大半個時辰，那個老人出現了。
走路慢，不急，用他聽得懂的閩南語問他是哪艘船來的，語氣像在問天氣。
胡予安讓那個問題在腦子裡穩住，確認自己聽懂了每個字，才開口：
「李旦个船，對平戶來，拄仔靠岸。」
老人點頭，沒有再問，走開了。
胡予安等老人走出聽力範圍，才讓肩膀放鬆了一點。
「李旦」在這個沙洲上是一個足夠大的名字，大到不需要細問，也不方便細問。他只是選對了時機和對象。
真正的考驗還沒有來。那個考驗，是有人說了一句他沒聽懂的話，而他必須接下去的時候。
那個時刻，他還沒遇到。
他繼續等。
傍晚，竹子還沒搬完。
那些扛竹子的人，幾個已經坐下去，靠著棚架的木柱，閉著眼睛。荷蘭士兵換了一批，新來的站得更直，舊的那幾個把頭盔脫下放在沙地上。
潮水漲了一點，沙洲的邊緣濕了幾步。
胡予安往沙洲最窄的地方走過去，站在那裡。
一個西拉雅女人從他背後走過，沒有看他，手上提著什麼，往更遠的地方走，消失在他看不到的轉角。
他目送那個背影，直到看不見。
然後低下頭，看著腳下的沙，和慢慢漫上來的水。